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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  
情势变更法律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
发布时间: 2006/10/26 11:43:11

情势变更法律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

 情势一词,顾名思义就是事物呈现的态势。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哲学意义上的事物变化与法律意义上的情势变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情势变更原则是特指一项具体的法律规定。其基本含义是,在法律关系产生之后至消灭之前,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使得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发生当初无法预料的根本性变化,若继续维持该法律关系的效力,则显失公平而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得以对原法律关系作适当的变更或解除。这一原则在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也有着各自的差异。

    在英美法系国家,解决情势变更问题的最先判例就是1863年英国的租用音乐厅判例。被告同意将音乐厅租赁给原告,用以举行演奏会。租期为四天,每天租金为100英磅。但在租期尚未开始时,音乐厅就被大火焚毁。原告向被告提出诉讼,要求被告承担因不能提供音乐厅而造成的损失。法院最终裁定被告胜诉。该判例认为,双方的合同已经落空,且不是当事人过错所致,因此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英美法系民法学中的合同落空说

    仔细推敲,合同落空情势变更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与不可抗力原理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同时,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首先,两者相同之处都是突发了阻碍合同履行的客观事由,而且该事由的发生是合同双方或履行义务一方没有预见到的,也不是任何一方过错所造成的。同时,该事件的发生导致义务方无法逾越的困难,若强行逾越则必然造成重大损失。其次,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不可抗力情形致使合同根本无法履行,若强行履行则一方将造成严重危险,而另一方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情势变更则使得合同义务方履行成本难以承受,但合同仍然可以履行。若强行履行,一方将造成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却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且该目的的实现高于合同订立时的预想。在民法学理论中,我们习惯将战争归入不可抗力。但事实上在战争暴发的地区,有些合同并不是绝对的无法履行,则是履行的成本和危险将大大提高。所以,许多时候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的明确。

    在大陆法系国家,台湾学者彭风至所著的《情势变更原则之研究》前言中谈到,十二、十三世纪罗马的注释法学派在其《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已有情势不变条款,称这是一种假设的默示条款,即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应当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但是,该观点对于变更或解除究竟是协议变更还是司法变更,未作论述。这就是学界所称的默示条款说。在法国,《法国民法典》信奉的是契约自由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在某一特定时期,当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当有关价格出现重大波动时,一方当事人有权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在契约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置呢?早期的判例奉行了严守契约的原则。但在一战以后,法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法国民法学者认为,强迫债务人以三十年甚至三个世纪以前约定的条件履行合同义务,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因此,法律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是必要的。今天,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也都经历了从严守契约有条件地变更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现代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处理情势变更的理论基础,采用的是德国学者奥特曼的法律行为基础说。在奥特曼的《法律行为基础》一书中,法律行为的基础定义为:在缔结法律行为时,当事人一方对特定的环境(往往是指经济环境)的存在或发生所具有的预想,相对人明知这种预想的重要性且未作反对表示,或者,多数当事人对于特定环境存在或发生所具有的共同预想。基于这种预想,形成缔结合同的意思。雷尔曼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所谓法律行为基础丧失,乃指契约当事人于签约时,如曾考虑到某种情势的不确定性,则该契约之相对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并兼顾契约之目的,必须曾以该情势之存在为契约发生效力的前提,或者公平而言,应该以之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这里所说的法律行为之基础就是特定的情势,特定情势的存在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前提,否则,不作此意思表示。

    在我国,由于民法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完整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理论体系。许多法学理论源于先进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同时又兼收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略显庞杂。我国法律最早出现情势变更这一提法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法函『199227号)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19938号)中又再次提到。199511日施行的《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实质就是针对情势变更所作出的规定。从上述三个法律文件的规定分析,我国法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认可情势变更原则的,其所依据的应该是法律行为基础说理论。但在此后的立法活动中情势变更原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因为学界的不同观点和争论而被回避。

    1999101日施行的统一《合同法》就是一个明证。虽然合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该项原则,但也并没有排斥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然而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却产生了许多分歧意见,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莫衷一是。严格意义上讲,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仍然可以适用。因为,法函『199227号和法发『19938号两个司法解释虽然在施行当时我国执行的是《经济合同法》,但其基础的法理原则是《经济合同法》中确定的显失公平诚实信用两大基本原则。从《经济合同法》到统一《合同法》的演变来看,统一《合同法》并没有废除显失公平诚实信用两个基本原则。只是对合同签订时显失公平的由《经济合同法》的无效合同变更为统一《合同法》的可撤消合同。而情势变更所致的显失公平与《合同法》规定的显失公平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是在合同成立后由于合同基础的变化才形成显失公平;后者是在合同订立之初,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下就已经构成显失公平。客观上前者比后者更难以防止。而诚实信用原则在两部法律中没有任何变化。新旧法律的演变是承上启下的。从另一角度讲,司法解释也是我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公布即具有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自1994727日法发『199416号通知到2002523日法释『200213号通知,共清理并废止了六批司法解释。上述两个司法解释不在废止之列,说明仍然有效。因此说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调整合同行为是我国法律所认可的,只是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在实际司法实务中难以掌握。

    有学者认为,设立情势变更原则,可能会被一些当事人用来随意撕毁合同,这与合同强制力及意思自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也有学者认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不平衡。笔者认为并不尽然,首先,情势变更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完全应该也能够做到规范明确。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依据《合同法》中不可抗力条款明确情势变更的定义、适用范围和条件,并将范围进行列举,将条件进行量化,而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虽然,目前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经济活动的内容尚不能涵盖经济活动的全部。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以后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高,修正相应的法规,使之日臻完美。因此,合同当事人撕毁合同必然要考虑是否符合法律许可的条件。否则,就将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合同基础(情势)的急剧变化虽然不可预见和克服,但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必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根源,情势的变更也不例外。要么是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要么是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为我们认识的内在的不协调由量变的积累发展为质变;要么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大鳄操控一定领域的市场,蓄意兴风作浪。凡此种种都说明,当情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适当放慢经济,防止经济过热增长,避免出现无序投资、重复投资及通货膨胀等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同时,可借此整合各方资源,平衡各方利益,调整经济秩序,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情势变更往往仅发生在特定产业的价格变化上,而该产业在关联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造成整个关联产业的危机。如今年上半年国际国内铜材市场出现预想不到的急剧暴涨,由年初每吨不到人民币四万元的市场现货价格一路飙升至五月份的每吨八万余元。根据经济界人士的分析,这一现象的发生根源有三个方面:第一,国际主要铜生产国由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纷纷压缩铜材产量,有些国家因工人罢工或铜矿倒闭而减产;第二,由于国际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铜材需求量大幅增长,需求国的抢购导致供需之间的虚假不平衡;第三,基金界入,控制并炒作铜材市场。其中基金界入是造成铜材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试想,作为以铜材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如电线电缆产业和铜材冶炼加工产业,显然已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化。在此情形下,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其在此之前所签订的合同作必要的价格调整,将有利于这些企业的生存。但其它与铜材相关联的产业,如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空调、冰箱等产业,由于所使用的铜材制品占整个工程或产品的比重有限,因此不可能造成企业的严重亏损,仅仅增加了成本而已,所以也就不可能造成关联产业的危机。仅管关联产业为此承担了一定的利益损失,但却保证了相应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从长远来看,这对关联产业的发展同样是有益的。因为,作为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产业链脱节,损害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利益。

    市场经济在经济发达国家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他们有着很强的市场驾驭能力。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他们的抗风险和抗危机的能力。就是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认识也经历了前面所介绍的由严格契约有条件地变更的发展过程。

    我国于19933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第七条将原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由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我国经济将以市场为主导,实行微观调控,国家只在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必要干预和法律引导。那种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全面放开的观点是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律在经济活动中的调控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实行市场经济不到十年的2001年年底,我国又顺利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至此,我国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先进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还刚刚起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强国同台共舞,我国的市场主体因缺乏驾驭市场的经验和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略逊一筹。同时,我国的经济立法还很不完善。这些都将制约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完善立法,明确情势变更原则的定义即内涵与外延以及适用条件,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控,使得经营者在市场出现严重不利,又非自己的过错的情况下,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法律救济。

    正如是大海就会有海浪,但有时也会有海啸。海啸是难以预见的,一旦来临,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是难逃一劫的。同理,是市场就有风险,但有时也会有危机。情势变更就是市场危机的法律表述。当市场危机出现时,法律没有理由限制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权利。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那么,如何确定市场风险与市场危机呢?也就是说如何界定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的具体做法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许多对等给付的双务合同从合同签订到价款支付和标的物的交付往往周期很短,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则根本不存在情势变更的情形。当然由于一方逾期履行而导致周期变长,遇合同基础丧失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的,则无权主张情势变更的免责请求。但也有一些合同,履行期限跨越周期较长,购买方或定做方又不能全额支付合同价款或报酬,遇生产标的物的原料出现价格暴涨,按交付标的物时的原料价格核算生产成本(该成本应不包括人工工资、应缴纳的税收)已高于合同约定价格以上或低于合同约定价格一半以下的,应认定情势变更。许多交易双方在此情况下都能接受价格协商的要求。当然,受损一方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之前及时通报另一方,提出协商之请求。并出具有权机构的价格证明,或价格管理部门的价格认定书,或价格事务所的成本核算评估报告。怠于通知或通知在约定的履行期限之后的,丧失该项权利。此外,有些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初就原料价格变动已有约定,排除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由于该类约定往往是市场交易强势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公平,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比照不可抗力应认定该约定无效。至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协议变更还是司法变更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法律遵循的是意思自治原则,应允许当事人充分行使自治权。如果一方认为该权利行使不当可通过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决。无需另行设立新的诉权,尽可能减少司法的干预,以节约司法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也将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科学完备的法治保障,相信,未来中国的法治将更加发展,更加完备。(作者:李建良,转自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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